阮棠回巷那天,是七月,梅雨刚过,日头毒。
一辆小货车堵在巷口进不来——浮桥巷窄,青石板路,车宽了半只轮子。一个女人站在车尾指挥卸货,看见路过的沈栖迟,非常自然地招手:
“师傅,搭把手。”
沈栖迟看了看自己。工装裤,白衬衫袖子挽到手肘,胳膊上还夹着安全帽。
好像确实很像施工队的。
他就真的搭了把手。
缝纫机两台,锁边机一台,案板一块,布料四大捆,外加一只沉得吓人的铁皮箱。
搬完最后一趟,那女人递给他一瓶水,利利索索地问:
“工钱转账还是现金?”
“不用——”
“要的。”她说,“力气不能白使。”
正僵着,温奶奶拄着拐从院里出来了,一眼看见他,笑出满脸褶子:“棠棠!这是栖迟啊,沈栖迟!”
阮棠愣住了。
“沈栖迟”三个字,她听了整整十四年。
枝枝从小到大的电话里,一半是奶奶,另一半全是这个名字——沈栖迟替我抄作业被老师抓了;沈栖迟爬树给我够风筝,裤子撕了个大口子;沈栖迟考了全市第三,王婶在巷口放了一挂鞭炮;妈,沈栖迟他们学校发了新校服,蓝白的,很好看……
她认识这个名字十四年,却是第一次认识这个人。
沈栖迟也一样。
眼前这个女人,是他从小听到大的“枝枝妈妈”,是汇款单上的名字,邮包皮上清瘦的字,雨幕后一柄黑伞。
两个人面对面站着,像两个把对方档案背得滚瓜烂熟的陌生人。
那年他二十二,她四十二。
她穿一件洗旧的靛蓝衬衫,头发利落地挽着,眼角有细纹,不描不画。
衬衫领口微微敞开,能看见锁骨和一点雪白的乳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