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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些图画文字的性质,在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这已是文字,有的认为尚不是文字。主张已是文字的又有尚属初步发展和已属比较进步的文字之别;主张不是文字的也有程度不同。有的认为只是原始记事范畴的符号或图形体系;有的认为与后来汉字形成有很大关系,是一种原始文字,原始的象形文字、图画文字或象形符号。从现有全部资料来分析,后一种看法是比较有说服力的。
首先,这些刻画的图形虽然有一些与实物十分相像,但并不是一般的图画。否则就不会专选某种器物如陶大口尊,在专门的部位,用同一种刻划方法来做。况且有些图形已有相当程度的抽象化,笔道简练,其结构又有一定的规律,成为一种互有联系的图形体系。所以它是可以记事和传递信息的符号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文字也是一种可以记事和传递信息的符号。它与非文字符号的区别,不仅是信息载荷量极大,而且是以记录语言为特征的,是语言的符号化。非文字的符号则不能担负这一职能。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大汶口文化的图画文字已能记录和传递语言,因为我们现在所见的都是单个的图形,无法表达完整的句子,而语言是以句子为基本单位的。
任何文字的起源都应有一个过程。汉字的基本特征之一是一字一音,但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和金文中有不少合体字就不是一字一音。再早一些,很可能是纳西族的东巴文那样一字数音。九个点可以念成“九粒沙子”,九个椭圆圈可以读成“九个鸡蛋”,不是单有一个“九”的数目字再加表事物性质的字如沙子、鸡蛋等。事实上这种字在表达语言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只有经师代代相传才能念得出来。大汶口文化的图画文字在造字方法上似乎同东巴文更为接近,因此它应该是接近早期文字而尚非成正式文字的一种图画文字。
《河图》、《洛书》之谜
《河图》、《洛书》都是中国上古时期传下来的神秘图案。关于它们的传说和问题是易学史上争论最多,被弄得最复杂最混乱,但同时又是内容最为丰富的问题。
相传在我国远古的伏羲氏时代,有一个丑陋的怪物游到黄河边上的城市孟津,背上负着一块刻有一幅古怪的图案的玉版,这个怪物大得吓人,吃了百姓们的稻谷和庄稼,最后竟然开始生吞人类。伏羲听到这件事,带着利剑来到河边要斩除这头妖怪,妖怪打不过伏羲,跪地嗷嗷求饶,自称是黄河里的龙马,并将背上的玉版献给了伏羲,由于它是来自黄河的宝贝,伏羲称这张图为“河图”,后来,伏羲还按照《河图》做出了“八卦”,可以用来推算历法,预测吉凶等。
到了大禹治水的时候,有一次大禹在洛河引水疏通河道,从于涸的河底浮出来一只可以驮起百_卜人的巨龟,大禹认为这是一只通灵神龟就将它放生了,不久后,大龟腾云驾雾再次来到洛河,将一块光芒四射的古老玉版献给大禹,上面同样有一些神秘的文字和图画,大禹将这块玉版命名为“洛书”。传说在《洛书》上有大禹一个也不认识的65个红字。后来经过大禹反复揣摸,整理出历法、种植谷物,制定法令等九个方面的内容,古人又根据这九章大法,整理出一本一直传至今日的科学法典《洪范篇》。
上述这些传说在我国最古老的典籍《周易》、《尚书》、《论语》中都有记载。其中比较可靠的是《周易》中的系辞篇,里面是这样记载的:“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与上述传说十分吻合。直到宋代,朱熹解《周易》时,还曾派他手下的学者蔡元定去四川,用高价才在民间收购到了华山道士传出的《河图》、《洛书》等,都是由一些圆圈点构成的图形。另外,还有一个可信的证据是在现在洛宁县长水一带有“洛出书处”石牌二块。1987年安徽含山县凌家滩原始社会末期墓葬中出土大量的玉片和玉龟,据专家考证是距今5000年无文字时代的原始的洛书和八卦图。
据说《河图》、《洛书》在古代出现的时候都有普通人无法识别的文字,但后来都慢慢地散佚,现在人们经常看到的两幅图是宋时朱熹的《易学启蒙》中的,因为有图无字又神秘难解,人们把它们叫做“无字天书”。其中《河图》是用黑白环点示数、排列成图的。即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而“洛图”也只有用黑白环点示数的图。有人形容它:“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环居中。”关于河图洛书上的这些神秘的图案,自古以来无人能破译。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河图、洛书已经开始与天命、阴阳、占卜等有关了。孔子周游列国不得意时悲叹说:“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那时就已经有老子、孔子写的关于天命的书《河洛谶》各一种。在两汉时期的算命的文献中,河图洛书更复杂和神秘了,共有《河图括地象》、《河图始开图》等三十七种,《洛书甄曜度》、《洛书灵准听》等九种。宋时出现的河图洛书又加进了新的内容,是融天文、人体、阴阳、象数为一体的易学图像,是一种理念的阴阳消长的坐标图,暗喻的范围非常广泛。
对河图、洛书的解释非常之多,有些人认为它是古人对天象的观察活动的记载。原因是有关河图的记载最早曾见于《尚书‘顾命》篇。记载周康王即位时,在东边厢房有: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后人就认为河图是的测日晷仪与天象图标,这些实物在当时是测日观天察地的仪器,在古人眼中带有神圣和神秘的性质,因而才有可能和代表古代王权威严的古玉器陈列在一起。还有根据《魏志》中说的“宝石负图”是一幅河图洛书的八卦综合图,看上去像罗经盘,磁针居中,外面围着八卦,最外层为二十八宿。所以这些河图是古代测量太阳的晷仪时根据日影来画出的;而洛书则是张天文图,用来概括天文的原理。还有人认为西安半坡出土的石板上用锥刺的圆点排成的等边三角形图案是它们的原型。但这还不过是一种有一定联系的设想,还无法看出这种图案与《河图》、《洛书》的起源有什么联系。
最近,西南电子技术研究所退休高工杨光和儿子杨翔宇发现,“洛书”的核心“十”字与墨西哥发现的“阿兹特克”(Aztec)历石中心人像的“十”字、金字塔俯视图中心的“十”字完全吻合。他们提出“洛书”是外星人遗物,“河图”则描述了宇宙生物的基因排序规则,而“阿兹特克”历石则是外星人向地球人的自我介绍。
各种关于河图洛书的说法都还没有真正找到依据,河图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图案,洛书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书写符号呢?河图、洛书的原型是什么?古人又是如何按河图洛书画出八卦的?还有待解答。
《太极图》之谜
《太极图》又称《先天图》或《天地自然之图》,是中国上古文化中最神秘的一张图,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争论极多的一张图。
相传,太极八卦图是古代圣人伏羲氏首创,在“五经”的“周易”中,有详细的记载和说明。古人认为: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卦,这是太极化生八卦的基本理论。太极图,是研究《易》学的一张重要图象,故又称《易图》。
这张图既简单又复杂。说简单,只有黑白两色;说复杂,它却包含了天地万物的共同规律在内。
《太极图》起源很早,据传古《太极图》绘在3000多年前的夏商之际或更早的陶器上。圆圈内画有s形曲线,黑白阴阳点是以后添上的。如今的《太极图》,一般认为是北宋周敦颐所制。唐《真元妙品经》有太极先天图与周制的相似。
也有人说,先天《太极图》为伏羲所画,后天《太极图》为周文王所作。或说,《太极图》源自汉代魏伯阳《周易参同契》,也有人认为《太极图》最初由陈抟传出,原叫《无极图》。
中国古老的《太极八卦图》,对现代科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德国数学家莱布尼兹是现代电子计算机二进位制的创始人,他正是在中国的古老的太极八卦图的启发和帮助下,才触动灵机,一举成功的。1701年秋末,他正在苦心孤诣研究乘法机,法国传教士朋友从北京寄给他《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和《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莱布尼兹从这两张图中受到了很大启发,他发现,八卦是象形文字的雏形,由坤卦经艮、坎、巽、震、离、兑到乾卦,正是由零数到七,这样八个自然数所组成的完整的二进位制层数形。八卦中的“一”叫做阳爻,相当于二进制中的“l”,而八卦中的“一一”叫做阴爻,相当于二进制中的“0”。六十四卦正是从0到63这64个自然数的完整的二进位制数形。在数学中八卦属于八阶矩阵。
1973年戈德伯格提出了生物控制的“阴阳假说”,在分子生物学的研究领域里,占有了一定的地位。他也曾受到中国古老《太极图》的启发。1957年苏特兰德发现了环腺一磷,1963年普赖斯发现了环鸟一磷,二者在生命活动及疾病过程的发生发展中都起着一定的作用。戈德伯格则从《太极八卦图》得到了很大启发,认为环腺一磷和环鸟一磷,就是体内两种对立的调节系统,与东方医学中的“阴阳”相似,很可能是“阴阳”的物质基础,从而提出了著名的“阴阳假说”。
中国独有的古老的《太极八卦图》确实有着很玄奥的哲理,甚至有的外国学者说:“这张图有启迪世界的价值。”它以综合并包的方式,容纳多种思维。但是,由于年代久远,古老的《太极八卦图》对今天的人来说,谜团越来越多:《太极八卦图》究竟是谁创制的?受了什么启发创造出来的?《太极八卦图》有哪些作用?为什么要创造这么一张图?……好多问题,至今只有传说和不确切的猜想,而无确凿之实证。古老的《太极八卦图》确实包含着高度智慧,它传达给我们的究竟是来自何处的高度文明的信息呢?
中国古人“穴居”之谜
居室是人类生存的重要因素。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没有建造居室的能力,只有选择自然的洞穴居住。进入新石器时代后,农业的产生为人类的定居创造了条件,生产工具的进步也使人类具备了营造房屋的可能,于是人类结束了“穴居而野处”的时代,开始在固定的地方修建居室,形成了氏族聚落。我国幅员辽阔,南方和北方的自然条件存在着较大差异,如南方炎热多雨,地面潮湿;北方则寒冷干旱,地面干燥。生活在这些地区的人们便因地制宜,建造了适合各自居住的房屋。
人类刚刚开始定居生活时,由于生产工具还很落后,也缺乏营建居室的经验,只能用石器、棍棒挖掘坑穴作为栖身之地,以躲避风雨和严寒的袭击,这就是最原始的住宅——穴居。这种穴唇比旧石器时代的山洞可进步多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表现。
当时穴居的形式有两种,一种穴居为竖穴居室,是在平原或较宽广的台地建造的,这种居室在许多地区都有发现。河北磁山遗址和河南裴李岗遗址中有一些口小底大的袋状窖穴,其口径都在0.6—1.94米之间,深0.5—1.28米。其中常放置有石器、骨器和陶器,地面有红烧土痕迹。河南偃师汤泉沟也发现过这样的袋形窖穴,穴底也有烧炊的红烧土面。这些窖穴很可能是当时人们的住室。这种居室的顶部可能是圆锥形,古史记载东夷原始居民有穴居为“屋形似冢”,其时间虽晚,但作为居室的一个发展阶段,中原一带在新石器时代很可能也存在过。
除竖穴居室外,另一种穴居就是产生于黄土高原的横穴居室,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窑洞。当地的人们选择高原的向阳坡,在沟坎断崖上向里掘洞,利用黄土的松软和粘性结构,掏成拱形的房子。横穴居室的特点是易挖,防暑防寒性能好,冬暖夏凉。横穴的最早实例是在山西石楼岔沟发现的一处仰韶文化时期的遗存。这处遗存平面呈方形,人口处小,室中央有灶。后来又在内蒙古凉城圆子沟发现了一处晚于仰韶文化的龙山文化早期的大型人类聚落遗址,其中有横穴式的房址28座,每3问为1组,按山坡台地的自然起伏分成五六排,在山坡上错落有致地排列着。颇为讲究的是,房内地面和墙壁都涂抹有平整的白灰面。
穴居虽然能避风寒,易营造,但空间面积太小,上下出入不便,且又易被雨水冲灌。随着个体家庭成员的增多,穴居显然已经不能适应人们的需要,于是在平原等许多地方出现了半地穴式的建筑。这种半地穴房屋的中间,有几根大的木柱支撑屋顶,周围有小木柱,小木柱问用草索相连,再于草外抹泥,称为“木骨墙”。以后这种半地穴式的房屋逐渐发展成为真正的地面建筑。但是在黄土高原,那种横穴居室也就是窑洞式建筑在商周时期依然存在,在二里头文化的山西东下冯遗址中和陕西西周丰镐遗址中均有发现。东下冯遗址为公元前1900年到公元前1500年的文化遗存。该遗址中的窑洞多就断崖沟壁构成,面积在5平方米左右。居室已有圆形、椭圆形和方形多种,内有壁龛和火膛。丰镐的窑洞则是在地面挖一口径5至9米、深约5米、平面为椭圆形的深坑,再从一壁掏出穴洞。坑底有一条供出入的土坡道,将主室分为两半。
商周以后,窑洞仍然是当地居民主要的居住形式,只不过随着生产工具的进步,它不再是面积狭小的穴洞,已经变成了真正的居住处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