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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节 与犯罪嫌疑人面对面2（第4页）

接下来的三年，我继续在《中华工商时报》，分管过总编室、新闻中心，总体上说，比较平淡沉闷。直到1998年初，我的大学同学、多年的同事胡舒立建议，联手创办一份“高端一些的”财经类月刊。于是，在做了多年的日报之后，尝试做一份杂志的强烈欲望再次让我做出了“离开”的选择，就此投身于《财经》。

杨大明：的确，这两次换“单位”都比较有典型性。第一次是从有强烈的政府背景的“铁饭碗”--电台跳到至少有一半市场机制的《中华工商时报》，在当年还是要有点决心；第二次从《中华工商时报》到《财经》，就算是百分之百的“下海”了，同样要有决心。

离开工商时报的时候，主要还是感觉到中国的经济、社会以及中国的新闻媒体都面临不可回避的制度变革，而我未来的“职业生命”，肯定要经历这种变革。市场经济给了人们选择的机会，不过，真要离开还是挺痛苦的。除了对这张报纸整整十年的感情，还有眼看就要到手的“一百二十平米局级待遇的房子”，真有些舍不得。

当时胡舒立点醒了我，她说：“再这样待下去，你会退步的。”

我知道自己是不甘心退步的。想一想，物质的东西似乎也没那么重要，而且我亟须一个新的空间去实现自己的想法。最后交辞职报告的时候，工商时报也挽留我。当时，再有五个月，报纸就要过十周岁生日了，我曾经在报社很多人离开的状况下真心承诺过“决不离开”，所以当向社长请辞时，我落了泪，心情可谓百感交集。一方面，叹惜自己参与创办的报纸，历经几代变更，虽已物是人非，自己还是难以割舍；另一方面，感慨新的媒体又像一个刚刚落地的婴儿需要人悉心照料，一个鲜活的生命、崭新的期望就在眼前，更是无法放弃。再三考虑后，我还是决定尽早开始新的尝试。

采访者：有人说“《财经时报》是第一张由社会资本投资、按新机制运转的财经报纸，她的最终结局不但对中国财经报纸而且对整个中国报界都具有深远影响”。您接手《财经时报》时，是抱着怎样的心情和目标担此重任的？

杨大明：《财经时报》创办于1999年6月30日，我也参与了最初的设计和运作。现在回想，我们当时的心态还是比较简单，过于乐观，认为有资本运作的经验和基础，有《财经》杂志成功的先例，在两三年之内再办一张财经类日报，似乎不是什么问题。过分的自信，至少导致了对市场的分析不够敏锐和全面。这样，《财经时报》从周报起步，半年后就改成周三刊，后来又扩展到周四刊。

2001年7月，投资人和新闻人坐到一起，重新反思了国内财经报刊的市场空间和自己的发展战略。当时发展中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咬牙坚持下去，按照日报的路子走下去；二是改版，“退回”到周报。最后还是选择了第二个方案。

调整后的第一次编前会上，我提出报纸要“真实、扎实、平实”。从这么多年的办报经验来看，报纸首先要真实、客观；其次不可太浮躁，从采写方式、版面设计上都必须很扎实，而且报纸正处于转轨期，大家都要殚精竭虑；平实是当时心态的写照，既然要从头做起，就不能太轻狂。

第19节活跃在财经新闻的风口浪尖上（2）

采访者：近年来，财经类报纸竞争激烈，呈现出群雄争霸的局面。你采取了哪些措施来重新赢得《财经时报》在市场中的竞争地位？你如何评价当今财经媒体的竞争局面？

杨大明：接手《财经时报》之初，我根据在《财经》、《中华工商时报》等媒体的一些经验--或者说一种“惯性”，暂时定下一个基调，边走边调整。面对竞争对手的迅速发展，编辑部内部大多数人坚持要“正面应对”，“他们做什么我们做什么”。

我当时的考虑是，其一，正面应对的难度非常大；其二，总体上，国内的财经类报刊还是刚刚起步，真正做到扎实、稳定地提供新闻的报纸很少，读者可选择的余地非常小。为了谨慎，当年（2001年）11月我们又请瑞士荣格集团的专家来进行培训，主要分析了国外成熟的财经报纸的定位、思路、写作风格、新闻理念等等；另一方面，从版面等专业角度剖析了国内现有的财经报纸。

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个较为明确的市场定位：首先，给中国人看的；其次，给关心中国经济发展、有一定经济基础、经济常识的人看的；第三，这些人并非最高端的直接决策者，更多的是中层管理者，从某方面可以影响决策者的人；第四，这些人应当有一定数量的个人财富，有一笔可以自由支配的资金。

到了今天，回头来看这些定位，其实也是在逐步调整的。因为我觉得现在中国的财经报刊的阅读者还没有清晰地分出层次来，《21世纪经济报道》也好，《经济观察报》、《中国经营报》也好，都有自己的特色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实际上，我们争夺的几乎是同样一批读者，读者群并没有真正达到细化，大家还是在选择的过程中。我个人认为，财经报纸准确的定位肯定是有助于报纸的选题策划和市场开发的，但这一定是与它的新闻资源优势、与编辑部的兴趣、欲望相吻合的。

财经新闻与社会新闻有所不同，社会新闻可以有所夸张。比如说美伊开战，一张都市报纸，就可以用非常醒目、巨大的标题。财经新闻很难用这种很夸张的视觉冲击力来表现，它需要用细致入微的、平和的方式来表现。

采访者：《财经时报》一直以办成“中国的《华尔街日报》”为目标，与这样一张国际著名财经大报相比，你认为《财经时报》的差距在哪里？发展成如此级别的报纸还需要多久？

杨大明：我认为《华尔街日报》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符号，或者说是一份能够客观、稳定、清晰地提供经济信息和评论的、有权威性的财经报纸的象征，绝不是说你照搬了它的写作风格、版式、栏目就成了《华尔街日报》了。

无论如何，报纸是对经济变动、成长的反映，既不可超前，也不能太滞后。从这个层面来说，《华尔街日报》非常稳定，能够把给读者的信息调控到最佳状态。也就是首先信息要清晰，然后是提供的信息量恰到好处，不能不够，也不能太撑。《华尔街日报》早期的报道和现在的报道都保持了非常稳定的体系。

在我看来，谁都不可能为一份报纸服务一百年，但我们可以享受这份追求和体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心态和所体现的价值。

作为一份报纸，怎么信仰，就怎么生活，就怎么选择，这就是报纸的编辑方针。《华尔街日报》的定位是“自由的市场，自由的人”。但是，就目前中国的国情而言，财经报纸还面临两大困难：一是不能真正保持客观；二是财经新闻本身的专业性难度。因此，我们只能正视自己的差距，不能太“较劲”。

采访者：纵观你的事业轨迹，似乎每次变化都是由极大的“不安分”因素导致的。每当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就不愿再重复过去的工作，包括过去的成绩；而在你所从事的每一项具体工作中，又体现了沉稳的作风与平和的心态。你认为自己属于哪种性格？你是个理想主义者吗？

杨大明：双重性格，一方面很躁动，追求新鲜，追求完美；有一点时尚，还有一些自由、散漫。这也许决定了我只能做媒体，因为猎奇是记者的一种本能。不过，我想下辈子我不一定会去做记者，可能去做设计，诸如平面设计之类的工作。

其实年轻时总是看重目标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才发现真正重要的是体验过程。在我生命中受到震撼最大的一件事情，莫过于我父亲的去世。1997年7月6日，父亲因为一次意外事故逝世，让我意识到原来很多东西会突然地降临到你的面前。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在自己短暂而不能完全控制的生命中，以平和的心态与身边的人相处，在有限的时间中让别人了解。

我承认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需要不断地迸发想象力，富有创造力。

经济活动充满了活力、情感、行动和各种争论，枯燥、繁琐与虚伪并不是财经新闻与生俱来的特色，新闻要讲故事，要有情节。

财经新闻是不能举重若轻的，它和娱乐新闻不同，它要求财经媒体具有扎实的制作水平，这一方面是指内容为主，内容上有看头有深度，另一方面是指一个财经媒体要保持整体风格的统一、稳定和延续。

财经记者成功的条件，包括五个方面：一是新闻理想，这是记者或者是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态度和追求；二是对职业的兴趣和职业态度的把握能力；三是宽阔的视野和拥有的新闻资源；四是熟练的新闻专业和财经专业的技能；五是刻苦性、坚韧性和一种机会。

拥有可以量化的经济学常识当然是财经记者必备的业务资质，但更重要的是诚实、理性、具有献身精神。

致力于开创一张真正“在商言商”的财经报纸，实践“独立、独家、独到”的职业记者精神。杨大明的探索，堪称中国财经传媒发展的一个缩影。

杨大明，男，1957年2月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82年毕业后分配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从记者至新闻编辑组组长。1989年夏，参与创办《中华工商时报》，先后任市场新闻部主任、副总编辑。1998年春参与创办《财经》杂志，任联合主编。2001年起，任《财经时报》总编辑。

当我们向《财经时报》的记者打听他们的“杨总”时，得到的第一句回答却是：“我们都叫他‘大明’，他也喜欢这个称呼。”果然，他没有一点“老总”的架子，初次接触就让我们感受到他那如同邻家大哥般的平易。他在收到采访提纲后，很快通过电子邮件回复道：“看了采访提纲，心中深感惶惑。但是，我也很希望借此机会反思一下这些年是怎么走过来的，就当我们一起做些业务交流吧。周六下午如何？我开车，可以就近你们。听你们的意见。”未见其人，心中已有几分亲近。

杨大明生在北京，长在北京，身上不乏北京人的豁达、随和与坦诚，甚至还有一点北京人的散漫。他很健谈，但语言淳朴，从不夸张，更难找到什么豪言壮语。他不愿过多渲染自己的成绩，而对前辈和同事的帮助总是念念不忘。他是一个深受中国传统道德影响的人，为人随和，心态平和，待人谦和。

杨大明称自己是一个双重性格的人，在他的言语与思想中，的确时时会闪现出两种性格碰撞而出的火花。在平和之中求发展，在躁动之中求创新。

这就是杨大明，一个正在路上奔走着的中国传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