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天上午,他去了王婆茶坊。
不是第四次——是第五次。
前四次里有三次是“顺路”,一次是专程,但不管哪一次,他都没有自己先开口。
他在等王婆开口。
王婆是聪明人,聪明人不需要催——只需要等她把账算完。
今天她把账算完了。
上楼的时候他走在前面。
王婆跟在后面,手里端着两盏茶。
木楼梯在两个人脚下交替作响——他的步子重,王婆的步子轻,重一声轻一声,像一对配合了很久的鼓点。
二楼那间屋子今天多了点东西——靠窗的桌上铺了一块新桌布,靛蓝色的,四角用镇纸压着。
镇纸是铜的,上面刻着他看不懂的篆字。
“官人早,”王婆把茶放在桌上,拉开椅子让他坐,“今日有桩小事,想跟官人聊聊。”
他在靠窗的位置坐下。
竹帘在他身后,帘缝里漏进来的阳光在他背上画了十几条平行的亮线。
他把茶端起来喝了一口——今天的茶比前几次都好,叶片完整,回甘快,是正经的明前龙井。
不是招待普通客人的茶。
“说说看,”他说。
王婆在他对面坐下。她没有马上开口。她先把手放在新桌布上,手指抚平了桌布边缘的一道折痕。然后她抬起眼睛。
“那娘子,”她说,“上午一个人在家。”
他不说话。他把茶盏放下,手指在盏沿上慢慢转了一圈。瓷沿光滑,指尖摸不到任何阻涩——这茶盏是新的,盏沿没有磕碰过。
“老身有个法子,”王婆说,她的手指开始在桌布上画圈,“分十个步骤。老辈传下来的,管这叫‘十分光’。一步都不能省,省一步就不成。”
他靠在椅背上。
椅子往后仰了一个很小的角度,椅背顶着他的肩胛骨。
他没有看王婆——他看的是窗外。
竹帘的缝隙里,能看见街对面武大郎家二楼的窗户。
窗户关着。
窗纸上那个破洞还在。
“第一步,”王婆说,“让她来我这儿做针线。第二步,官人来,碰上。第三步,我借故走开,留你们俩——”
“不妥。”
椅子落回原位。木腿在地板上敲出一声短促的闷响。王婆的手指在桌布上停了。“官人觉得哪里不妥?”
他站起来。
走到窗边。
背对着王婆,手指拨开竹帘的一条缝。
街对面武大郎家楼下的门开了——武大郎挑着担子走出来,扁担在肩膀上换了个位置,左边的竹篮晃了一下,他从篮子里摸出一个炊饼,用油纸包好,放在门口的台阶上。
大概是给潘金莲留的早饭。
然后他挑着担子走了,走路的步幅很碎,扁担一上一下地弹着,在巷口拐了个弯就不见了。
“十分光,”他说,转过身来,“第一步让她来你这儿做针线,第二步我来碰上,第三步你借故走开——”他在王婆面前重新坐下,“她不是傻子。第一天来你这儿做针线,第一天就碰上我。第二天还碰上。第三天还碰上。她会怎么想?”
王婆张了张嘴。
“她会想,王婆和西门庆串通好了,”他说,语速不快,每个字都放在该放的位置上,“一旦她觉得是串通,她就会戒备。戒备了,后面八步全是废棋。”
王婆沉默了。她把茶端起来,没喝,又放下。茶汤在盏里晃了两下,水面上的涟漪从盏心扩到盏沿,被瓷壁拦住,弹回来,和新的涟漪抵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