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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历史王朝人物（第2页）

也许对于孔子的身世寄托着太多的谜，也寄托着太多的个人色彩，所以才有了赞颂之极的祈祷梦生之说，也才有了贬鄙之极的野合说。

“阿房宫”之谜

秦始皇建立了庞大的秦朝帝国，为了树立皇帝的至高权威，于是穷奢极欲，大兴土木，横征暴敛，峻法严刑。极端残暴的统治搞得哀鸿遍野，怨声载道。

秦始皇在兼并六国时，每灭一国，就命人把该国宫殿绘制图样，在咸阳仿造。统一后，他曾打算扩建苑囿，西起雍、陈仓（今陕西凤翔、宝鸡一带），东至承谷关（今河南灵宝北），面积广阔，东西千里。秦始皇身边的侏儒优旃爱开玩笑，他说：“好极了!这么大的苑囿，多放凶禽猛兽，有强盗从东方来进犯，让麋鹿出动就能把他们顶跑了。”秦始皇听后大笑，这才作罢。他虽然没有扩建这一苑囿，却到处建造离宫别馆，仅首都咸阳四周200里内就有宫殿270座，关中有行宫300，关外400多。

在秦始皇兴修的宫殿中，规模最大的宫殿是阿房宫。阿房宫究竟有多大是难以确估的。据载，阿房宫殿堂，东西宽500步（秦制6尺为一步），南北长刃丈，殿内可以容纳一万人。殿前建立5丈高的旗杆，宫前立有12尊铜人，各重24万斤。以磁石为门．有怀刃隐甲的人人宫，即被吸止。周围建阁道连通各宫室，其阁道又依地势上达南山（今陕西西安南）。在南山顶，建一宫阙，作为阿房宫的大门，又造复道，从阿房宫通达渭水北岸，连接咸阳，以此象征天极紫宫后十七星横越云汉，达于宫室（二十八宿之一）的天庭。

为修建这一庞大的宫殿，秦始皇下令征调隐宫（施宫刑之所。宫刑畏风，须入隐室，故名）罪人与刑徒70余万，分工劳作（其中一部分被派往修骊山陵墓），北山（今陕西礼泉、泾阳、三原与淳化境内）石料，蜀楚木材，源源不断地运到关中作建筑用。

阿房宫建制占地的范围，从咸阳以东到临潼，以西至于雍（今陕西风翔南），以南抵于终南山，以北达于咸阳北坂，纵横300余里。此外，从咸阳到函谷关（今河南灵宝东南）以西，有朝宫300余所，函谷关以东400余所。众多的宫殿一律施以雕刻，涂以丹青，五光十色，五彩斑澜，极其富丽堂皇，气势也很雄伟。

阿房宫耗资极大，劳民伤财。到秦始皇死时，宫殿仍尚未落成，秦二世继续营建。

秦二世深居禁中，他想，先帝以为咸阳的朝廷小，所以营建阿房宫，前殿还未竣工，正赶上先帝驾崩，只好停工，抽掉人力去骊日山复土，现在骊山复土工程完毕，若不继续营建阿房宫，不就等于宣布先帝兴建工程是错误的吗?于是下令开工营建阿房宫，并继续修筑直道、驰道、骊山墓和各项土木工程。又调征5万精兵屯卫咸阳，演习射猎。命各地郡县向咸阳转运粮草，转运者自带食物，不得食用咸阳300里内的谷物。赋敛日趋沉重，徭役越来越多，这样肆无忌惮的狂征滥调，民力枯竭，渐渐地就使国家到了无人可征的程度。

不久后秦朝灭亡，到楚汉战争，项羽人关，火烧秦宫室，大火一连烧了100天不熄灭，阿房宫随之化为灰烬。阿房宫这组秦朝最大的宫殿建筑群，从陆地上消失，留给后人的仅是遗址及遗憾。

根据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专家认为，历史上有关项羽放火焚烧阿房宫的记载是不准确的。据考古队介绍，一年时间里，考古人员勘探的面积超过20万平方米，发掘面积也有1000平方米，但是发现的红烧土只有少量的几块。如果说是大面积的火烧三个月（此为史料所载）的话，红烧土应该遍地都是。除了红烧土外，还应有大量草木灰。

那么史书上记载的项羽烧的是什么宫殿呢?有人认为：“项羽火烧的是秦成阳宫。”而关于项羽火烧阿房宫、大火三月不灭的说法，秦汉时期的文献资料没有这样的记载，可能是对古文献的错误理解。他们说，《史记·项羽本纪》中记录的项羽在成阳屠杀民众，“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这里所说火烧秦朝宫室的地点在成阳。《史记》中其他各篇更明确地说火烧秦朝宫殿的地点是成阳。《高祖本纪》说项羽“屠烧成阳秦宫室”，《秦始皇本纪》也说项羽“遂屠成阳，烧其宫室”。成阳是秦朝首都，所烧毁的也是首都宫殿，根本不是秦朝时地处渭水之南的上林苑中的阿房宫。这从后来的考古发掘中得到证实，秦成阳宫遗址曾发现大片的红烧土遗迹。

阿房宫并非毁于大火，那么到底毁于什么?

有人说，阿房宫其实并没有想象的庞大，它是个未完成的工程，虽然秦始皇有意把它修建为庞大的宫殿群，但他还未来得及修好就死了。考古人员在一年多的前殿遗址勘探过程中，没有发现一枚当时建房普遍使用的秦代瓦当及其碎片。这说明当时阿房宫主体建筑没有封顶，他们分析说，“阿房宫可能是基础打好了，但宫殿没有完全盖好”。当时修建阿房宫不到一年多，秦始皇就死了，劳动力被拉去修秦陵墓，陵墓没修完，秦二世就垮台了，阿房宫的活也就没完工。这次考古发掘没有找到封顶的东西也是一个佐证。既然阿房宫只是个宏大的规划，基本上没有建造，那么阿房宫不见了就很好解释了，不存在被毁的问题。

不过大多数人认为，阿房宫即使可能没完成，但必定已经初具规模，有众多的建筑了。至于这些建筑如果不是被项羽烧的，那么如何毁坏这一问题仍是个千古谜，有待将来破解。

徐福东渡曰本之谜

徐福去过蓬莱仙岛吗?“蓬莱”因秦始皇遣方士徐福率三千名童男童女去寻找长生不老之药而得名。自唐开元年始，它就被命名为“蓬莱乡”，风景秀丽，有“海上仙境’’的美称。据说秦始皇十分憧憬得到服后可以成仙的仙草“养神芝”，与天地同寿，与日月齐庚。于是授命徐福东渡为他寻找不老仙药。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注明徐福是个读书人，除了读儒书外，同时也阅读了大量关于阴阳五行、修真炼丹等方面的书籍。他交游非常广泛，当时和齐国的侯生、燕国的卢生交情甚好。

然而，历史上对徐福东渡到底到了何方却有争论，有人说去了日本，有人说去了南洋，也有人说到了美洲，更有人说到了海南岛。这当中，呼声最高的是说徐福当年东渡去了日本。

《史记》和《汉书》是中国历史最有权威性的两部史书，这两本史书中都有记载徐福东渡日本，其可信度还是相当高的。此外，五代后周时期义楚和尚所写《义楚六帖》中说：“日本亦名倭国，在东海中，秦时，徐福将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止此国也，今人物一如长安，又东北千余里有山，名富士，亦名蓬莱。徐福止此，谓蓬莱，至今子孙皆日秦民。，’证明徐福东渡地是日本。而宋代欧阳修和司马光文集等都有相似的记载，他们也认为徐福东渡到日本。明初，日本和尚空海到南京，向明太祖献诗．还提到了日本的徐福祠。民间传说就更多了：徐福东渡是公元前中国历史上的壮举，秦始皇派徐福三次东渡求仙药，徐福求药不成，却把秦帝国高度发展的造船、航海技术和政治制度、文化艺术、生活方式，还有冶炼、农耕、建筑、医药、文字、货币、宗教、武术、服饰、瓷器和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带到了日本，还带了一批谷物种子粮食等，对于开发、发展日本的生产力的影响十分有利，三千人繁衍生息的同时，也传播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对此，日本也有大量的史志记载：《富士古文书》：“徐福一行奉秦始皇之命，到富士山取不老长寿药，因以居也。”《国文通考》有如下记述：“今熊野附近有地日秦住，土人相传为徐福居住之旧地。由此七八里有徐福祠……”颇具说服力的是，当时徐福的东渡出发点千童镇有一项名闻遐迩的民间文艺活动“信子”，在偌大中国是独此一家，而在日本也有，只是名叫“尸子”；而现在仍保留有徐福墓、徐福祠的日本新宫市，至今每年都要举行大祭仪式。此外，还有人根据古代中国和日本的海上往来，海船的营造规模和古文物发掘，推测了徐福东渡到日本的路线。

徐福在日本的地位很高，从九州到本州的二十多处地点，流传着有关徐福的登陆地点、活动遗迹、祠庙和墓葬等传说，同类遗迹往往重复地见于多处地点，并且长期以来成为民间信仰崇拜的对象。尤其日本各地民众，称徐福为“王”，并尊他为“弥生文化的旗手”。日本现有徐福陵墓5座，祭祀庙祠37座，因徐福登临而得名的蓬莱山有13座，各种遗址和出土文物数以百计，各地历代传承和近代成立的徐福纪念组织和研究机构就有90多个，祭祀节典和仪式多达50多个，以秦和徐为姓氏的有17个，在日本的佐贺、新宫、富士吉田这三个地方，祭祀徐福不仅是当地民众的重要信仰，而且已发展成重要的文化和旅游产业。参加徐福祭祀和纪念活动的，不仅有工、商、学、军和各界著名人士及民众，还有政界官员等。

徐福出海并东渡日本这一伟大历史事件，历来为中日学界所重视。中外文献对徐福航海并东渡日本对中日文化交流的重大贡献，都给予肯定性评价。

但是有些中日学者也对徐福东渡日本提出了疑问：他们认为，秦始皇灭六国后，中国人为了逃避秦始皇的暴政，大量移民日本，但是这其中并不包括徐福及其率领的童男童女们；徐福的故事只不过是民间传说而已，找不到可靠的历史文献来证明；更有人认为，徐福东渡日本的传说，是日本10世纪左右的产物，并非最先由中国人提出来的，徐福当时到的只是渤海湾里的岛屿，他在日本的事迹、遗迹、墓地，均属后人虚谂。还有学者认为新宫市的徐福墓和其他遗迹都是后人伪造的。有的日本学者还做了实地调查，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他们认为，徐福东渡日本的传说，是由于汉唐以后，日本和尚常到中国散布徐福的故事，被人不辨真伪地记入书中，发展到后来，人们就对这样的传说深信不疑了。

另外，又有学者认为，徐福东渡是历史事实，但不是去了日本，而是去了美洲：因为徐福东渡的时间与美洲玛雅文明的兴起相吻合，檀香山遗留下带有中国篆书刻字的方形岩石，旧金山附近有刻存中国篆文的古箭等文物出土，这些古代文物当是徐福这批秦人经过时所遗留的。

迷雾茫茫，徐福东渡究竟是不是去了日本，至今仍然是一个解答不出的谜。

玄奘西天取经之谜

在中国，《西游记》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它以唐僧、孙悟空等9币徒去西天取经的过程为线索，讲述了他们在西行途中与各方妖魔鬼怪比智斗法的传奇故事。小说里武艺高强、嫉恶如仇的孙悟空大战白骨精、智取牛魔王，为取得真经立下了汗马功劳。相比之下，作为师傅的唐僧却显得那么优柔寡断、懦弱无能。但事实上，唐僧的原形——唐代的玄奘大师却是中国乃至世界佛教史上一大功臣，也是我国古代西行求法高僧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位。但中国历史上西行取经的第一人是否就是他呢?后世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一些书籍中是这么认为的。根据史书记载。玄奘当年是冒着偷渡的危险去西行取经的，并且在同行的胡僧中途退出之后，他孑然一身，仍然坚持独游沙漠。唐太宗贞观三年（629），他从长安西行，经姑藏（今甘肃武威），出敦煌，经今新疆及中亚等地，历尽艰险，辗转达到中印度。他在中印度巡游了各方佛教圣地学府并学习讲研了大量佛教著作，于贞观十九年（645）回到长安。孤征十七年，亲行五万里，历经一百多个国家（“所闻所履，百有三十八国”），玄奘大师西行求法后带回了大量梵文经典，并且把他在印度中亚的所见所闻写成了《大唐西域记》，详细介绍了印度各地的风土人情和宗教盛衰。此书不仅是历史研究的宝贵资料，也为今天考古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可以说，玄奘是我国佛教传播史上一位重要人物。

但更多的人否认这种说法。众所周知，佛教是源于印度的。在中文的佛教教义里，西天往往是真理存在终极世界的代名词。因为佛教是从占中国的西域传人的。公元前5到6世纪，佛教在印度恒河流域创立以后，不久就向周边国家传播。汉代张骞出西域标志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促进了佛教的东传。佛教由印度西北部，东逾葱岭，沿着丝绸之路传人中国内地。但最初来中国的传教者，基本上都是笃信佛教的中亚各国的西域僧侣，而不是印度僧。据北大学者季羡林先生考证，汉地最早的佛经并不是直接从梵文翻绰过来的，而是经中亚古代语言转译的。同时，由于所翻译的经典，大都是口译，而且是按照西域的思想习惯，中国人不易接赏。结果，初期佛经的原本在经过西域各地的间接输入后，不是经本不全就是传译失真，在流传过程中常常产生自相矛盾的现象。佛教盛行后，一些佛教徒想要改变这一状况，于是决意西出阳关，发起西行求法运动，由此揭开了中外佛教文化新的一页。在佛教盛行的两晋和唐代，西行求法的人陆续不绝，人数还是相当多的。据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所列就有近六十人。但在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交通极不方便的情况下，从我国内地到印度无论是走陆路还是海路，都需要经年累月，吃尽千辛万苦，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据佛教史传的记载，在成百上千的求法高一僧中，真正能够幸存下来、学成而归的，只是少数人而已。这样看来，玄奘大师应该是这幸运的少数人中最成功的一位了，而不一定是第一人。

那么，如果玄奘不是，谁又是西天取经的第一人呢?根据现存的史料来看，一般认为三国时代的朱士行应当是我国最早西行求法的人。他是三国时魏国的僧人，原籍颍川I（治所在今河南禹县）。朱士行少年时出家，嘉平（249～253）年问，开始依羯磨法授戒成为比丘。他在出家后就埋首研渎经典。在洛阳讲《道行般若经》的时候，他常常感觉到，根据口译的经文，文句艰涩不说，有很多又被删略，很难理解，因此就希望去西域寻找原本。魏甘露五年（260），朱士行从长安出发，历尽艰险，终于到达当时大乘经典集中的地方于闯（今新疆和田一带），经过二十多年，才找到了原本梵文的《放光般若经》40章，大概60多万字。原本希望能立刻将写好的经文送回国，但由于当地学徒的阻挠，直到西晋太康三年（282）才由他的弟子弗如檀（汉语译作法饶）等10人送回洛阳。元康元年（291）出无罗又和竺叔兰等译出，计20卷。而大师朱士行却终身未能回汉地，80岁病死于闻。虽然他所求得的经典只有《放光般若经》一种，译文也不算太完整，但在当时还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很多的学者如帛法祚、支孝龙、竺法蕴、康僧渊、竺法汰、于法开等，都通过《放光般若经》来弘扬般若学，更有后人假托其名作《朱士行汉录》，可惜连假托之作在隋初也已经散佚。但自朱士行后，西行求法的僧侣一时涌起，从三国到唐代，络绎不绝。只是成功者实在是微乎其微，史册上也无多记载。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也许正是这种为了寻求真理而不顾一切的坚强信念才给了前人那么大的动力，让他们心甘情愿前仆后继，为了取得真经而踏上充满荆棘的西行路。也许正是这样一种为了真理而不顾一切的执著精神才造就了这个民族雄汉盛唐的伟大文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