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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研究，曾侯乙墓的确切年代是公元前433年左右，因此这件漆匠盖也就成为中国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天文文物之一，其上面的二十八宿也是迄今发现的关于二十八宿全部名称的最早文字记录和二十八宿与四象结合最早的图像资料。

灌县“李冰石像”之谜

古代中国人说也真奇怪，从事不同行当的人都要给自己找一个保护神，叫做行业神。做木匠的，选定了鲁班；做医生的，选定了孙思邈；做茶叶的，奉陆羽为祖师爷。可以说行业神无奇不有，五花八门，仿佛离开了祖师爷的保佑，这行业就做不顺。可是有多少人知道关系国计民生的水利这行当的祖师爷是谁吗?很多人会脱口说出大禹这个名字。其实，这个行当的祖师爷是李冰，因为他主持兴建的水利工程至今仍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他当祖师爷当之无愧。

李冰是战国时期的水利专家。秦国平定蜀地后，秦昭襄王派他做蜀郡（治今四川成都附近）太守。鉴于岷江自上游进入四川盆地，江面狭窄，容易产生洪涝灾害，李冰组织民工，劈开玉屏山，新凿内江河道，修建鱼咀，分岷江为内、外二江，在其间修造平水坝等工程调节内外江的水量，使内江水经宝瓶口流人成都平原，通过千百条渠道组成水利排灌网，灌溉农田面积达300余万亩。从此蜀郡沃野千里，被誉为“陆海”。这个工程有效地控制了岷江激流，变水害为水利。施工中，他大量采用民间治水经验，就地取材，用竹笼装载石块，排列于易受水流冲击的偃边，保证堤堰的牢固，又在适当的位置立水则（标尺），随时测量水位。此后当地人们坚持“深掏滩，低作堰”的管理原则，经历代不断维护修整，都江堰的作用仍然无以替代。除都江堰外，李冰还主持疏导文井江（今四川崇庆县西河）、白水江（今四川邛崃县南河）等水道，修治了沫水（即今大渡河），效果良好。正因为李冰在水利工程方面的杰出贡献，被后世崇奉为“川祖”，也就是水利行业的祖师爷。

1974年在四川灌县出土了一件石像。该像是一座直立的全身大型圆雕，身高290厘米，肩宽90厘米，肩至足高190厘米，用灰白色砂岩琢成，重约4吨半。像的底部是一个方榫头，残长18厘米。石像头戴冠，冠带系至颈下。面部肌肉丰满，微带笑容，神态自然。身穿长衣，腰间束带，两手袖在胸前，衣袖宽大下垂。双脚前部露出衣外。整个石像造型粗壮稳重，雕刻朴实洗练，线条简洁有力，人物意态雍容，又显得可敬、亲切，充满了雄浑、厚重、古朴的艺术风格，除个别地方碰伤稍有剥落外，基本保存完好，风化程度不严重。

那么这个石像是作什么用的，是普通的石刻艺术作品吗?当然不是，因为在石像的两袖和衣襟上，有浅刻隶书题记三行，字内填朱色，大部分已经剥落。从题记上看，石像是公元168年专管都江堰的都水掾尹龙长陈壹所造的“三神石人”中的一个，是过去蜀郡太守李冰的像，它实际上起着测量水位的“水则”的作用。此石像的发现，不仅为我们研究都江堰的建堰情况、河道变迁以及水利管理等方面提供了直接的历史资料，为研究中国古代纪念性雕塑提供了一件重要的实物。

科举由来之谜

在中国古代，国家任用官吏多是依人举荐，但这种方式未免狭隘，可能会有更多的能人才俊因朝中无人而无缘为官，后来，为了发现并任用人才，创立了一种类似今天学生高考的考试制度，这便是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一经创立，便成为政府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也成了有志人才飞黄腾达的契机，在一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科举制度不断完善，直至清朝光绪皇帝下谕停止所有乡试，科举制度才被废弃。

那么，科举制度是如何创立的呢?一种说法是，科举制度的雏形是起于隋文帝执政时期（581）以后，当时隋文帝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初试科举，隋炀帝即位（604）后，确立了科举制，设进士科，并下诏按十科举人。在《旧唐书·杨绾传》中，曾记载着礼部侍郎在给皇帝的上疏中言：“进士科起于隋大业中，炀帝始置时士之科，当时就试策而已。”

但是，由于在《隋书》、《资治通鉴》等书中，在说到隋大业二年时，并没有设置进士科的记载，所以，也有一些史学家认为，科举制度兴起于唐。比如唐武宗时宰相李德裕就说过：“李唐御统，艰阙制度，立进士之科，正名也；行辞赋之选，从时也。”当代的史学家范文斓先生对此也有研究，他也认为进士科是始于隋大业年所创：“607年，隋炀帝定十科举人，其中有‘文才秀美’一科，当即进士科。隋炀帝本人是个文学家，创立进士科，以考试诗赋为主，是不足为奇的。这是科举（主要是进士科）制度的开始。”

科举制度在唐代继续实行并得到很大发展。唐代的科举分为常科和制科。

常科包括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六科。秀才为最高科等，所试方略策，要求应举者熟悉经史，精通经世治国的方略。这对于缺少经史知识、醉心词华的唐初士子来说，是很难达到的，因此他们往往不敢投考秀才科。明经主要考两部儒家经典，唐初，明经是按照经的章疏试探，这使许多举子不读正经，只是把与对策有关的章疏义条抄录下来进行背诵，高宗调露二年（680）开始加试帖经，即取经书中的一行，把其中几个字蒙住，让考试者填充。这样儒家经典的背诵就成为明经录取的先决条件，这样一来，应举明经者死记硬背，不求义理的情况更为严重。进士在唐初考试时务策五道。当时衡量策文的标准是看词华。进士科主要走文学取士的道路，成为选拔政治人才的主要来源。明法科试律、令各一部。明书科试《说文》、《字林》，帖试、口试并通，然后试策，要求通训诂，兼会杂体。明算科考试以《九章算术》、《周髀算经》等十部算经为基础，要求明数造术，辨明术理。

常科的应举者主要是生徒和乡员。前者是国子监所统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的学生，以及在弘文馆、崇文馆学习的皇亲、亲贵子孙。后者是指不在馆学的举子，自己在州、县报名，经县、州逐级考试合格，由州府举送到尚书省参加常科考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创立武举，亦是常举，由兵部主持，主要是选拔一般武官，而不是选拔将帅之才。

制科是由皇帝临时确定科目下制举行的，名目很多。如高宗时先后有词赡文学科、词殚文律科、文学优赡科，武则天时先后有超拔群类、绝伦科，玄宗时有文史兼优、博学通艺以及武足安边、智谋将帅、军谋越众等科，但基本上没有重复的。科目的变化，反映了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统治阶级对人才的不同要求。参加制考试者可以有出身、有官职，也可以既无出身，也无官职，并且可以连续应举。制举是统治者收买人心的重要手段，它对于发现卓有才能的官吏，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随着科举录取人数的不断增加，科举出身者担任高级官吏的比重不断提高，唐朝的科举制度日益重要起来。唐初每年科举录取的人数很少，40年问才有290人，科举人仕者在官员中的比重很小，但从高宗时起，在高级官吏特别是宰相中的比例却在不断增加，到玄宗二十二年（734）前已经占三分之二，但以后这一情况一度发生逆转，直到宪宗（806—820）起，科举出身者才重新在宰相和其他高级官吏中占据多数，并且稳定地持续下去，从而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高级官吏由科举出身者担任这种格局的基础。

科举制度历经宋元明清各代，只在元代前期稍有中断。各朝统治者根据各自的政治要求改革科举制，使之日益复杂严密，在封建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贴春联之谜

在中国过春节最为盛行也最具有诗情画意的应该是“总把新桃换旧符”的春联了。春联是对联的一种，也叫“门对”、“春贴”、“对联”、“对子”。过年时，各家的街门、屋门的门框上，都贴春联，门楣上还要贴“横批”。春联既可高悬在大雅之堂，又可张贴在茅屋之中，它以工整、对偶、简洁、精巧的文字描绘时代背景，抒发美好愿望，是我国特有的文学形式。

春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春联是从桃符演变来的，又称“桃版”。传说中黄帝时代，鬼国在度朔山上，那里有一棵枝干覆盖3000里的大桃树，黄帝的神官神荼、郁垒每到除夕都要在树下审问群鬼，把干坏事的鬼捆了喂白虎。所以古人认为桃木是五木之精，能制百鬼，从汉代起就有用桃木作魇胜之具的风习，以桃木作桃人、桃印、桃板、桃符等辟邪。最早的门神像是以桃木刻成的，后来改成桃木板或桃木条画神荼、郁垒画像，挂在两扇门上，称为“桃符”。后来人们为了方便书写开始在过年时写吉祥话于桃木板上，逐渐成为春联。但作为以文字形式表现的春联究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众说纷纭，到现在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未解之谜。

一种说法认为春联的出现是由于明太祖朱元璋的提倡，因此春节贴春联的民俗应该是在明代开始盛行的。据史书上记载，号称“对联天子”的朱元璋酷爱对联，不仅自己挥毫书写，还常常鼓励臣下书写。清代的陈云瞻在《簪云楼杂话》中记述道：“春联之设，自明太祖始。”有一年除夕，朱元璋兴致大发，传旨全国，不论是公卿大臣还是平民百姓，家家户户门上都要贴一幅对联，以示普天同庆。第二天他悄悄微服出宫去，沿着大街边走边看，看见有一家的门上什么都没有，朱元璋便敲门进去，装做路人打听他们怎么敢违抗圣旨。主人愁眉苦脸，唉声叹气得告诉他“我家是阉猪为生的，自己根本不会写字，请人代笔别人又看不起我的身份不愿帮我写，实在是没办法啊。”朱元璋听后大笑，对主人说：“拿笔墨纸砚过来吧，我写一副对联送给你。保证不仅符合你的身份，还会奇巧幽默、对仗工整、平仄协调。”等对联写成后，围观的人都连声叫好。阉猪人也大喜过望。联上写着“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后来有人认出了朱元璋，这件趣事传开了。以后当时的文人也把题联作对当成文雅的乐事，写春联便成为一时的社会风尚。

但是专家认为如果以此就说春联始于朱元璋的说法是很不准确。原因是历史记载，春联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一千多年了，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它从五代十国时就开始，到朱元璋的时候不过是很兴盛了。中国最早的一副春联是后蜀之主孟昶所写的，据《宋史·蜀世家》上记载着公元964年的除夕：蜀后主孟昶命学士为题桃符，以其非工，自命笔题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这副“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流传开后才被认为是中国春联的来历。宋代过年写春联已经相当普遍了，在《宋史·五行志》、《梦粱录》、《癸辛杂识》等古籍中都有记载。王安石的《元日》诗中写的“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就是当时春联盛况的真实写照。入清以后，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对联犹如盛唐的律诗一样兴盛，出现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名联佳对。

虽然春联的来历还是中国文化的未解之谜，但它代表了人们对新一年的期盼，在历史上留下了众多佳句“春风阆苑三千客，明月扬州第一楼”、“爆竹一声除旧岁，桃符万户迎新年”、“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门迎春夏秋冬福，户纳东西南北财”等等，这些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宝贵遗产。

门神由来之谜

“门神门神骑红马，贴在门上守住家；门神门神耍大刀，大鬼小鬼进不来”。每到岁末，家家户户都要请两张门神回家左右相对贴在自家大门上，门神大多面目狰狞，形状可怖，中国人认为把他们可以把那些妖魔鬼怪阻挡在自己家门外，护佑家宅康宁。门神也因为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而成为民间最受信仰的神祗之一。那么门神是怎样产生的?他们的原型又从哪来呢?关于这些至今没有定论，主要有两种提法。

一种说门神来源于“桃人”。中国人认为桃树是“神树”、“仙木”，可以避邪驱鬼。桃木剑可以杀鬼，佩戴桃木符可以避邪，而在门上挂上桃木人也可以让大鬼小妖不能进家，《典术》中就有记载：“桃者，五木之精也，故压伏邪气者也。桃之精牛在鬼门，制百鬼，故今作桃人梗着门以压邪，此仙木也。”而桃人最早就据说是两位神仙——神荼、郁垒的化身。他们生活在上古时代，是帮助黄帝管理鬼国的部将。他们住在东海的排都山匕，山上有一株树干茂密得可以覆盖三千里的大神树。在神树的东北方有一座鬼门，门两旁一左一右各站神荼和郁垒，树下有一只凶猛的白虎。树顶上还站着一只金鸡，每天太阳从东边升起的时候，第一个照在它身上，金鸡便放声啼叫，声音传遍神州，天下的雄鸡也会跟着啼叫，把夜间在人间游**的孤魂野鬼吓回到鬼门里。神荼、郁垒在门两边监视着那些回来的鬼怪。每到年末岁尾，他们便会在桃树下会审诸鬼。一旦发现有那些在人间作怪的鬼怪，会马上把鬼怪喂白虎。因此，鬼怪最怕神荼、郁垒，哪怕是看见他们的画像、听见他们的名字都会马上逃走。所以人们便用桃木雕成两位神样挂在门边驱怪。而“金鸡”因为是司晨之灵，白虎是百兽之王，那些夜间活动的鬼怪都十分害怕他们。所以“帖画鸡户上”而使“百鬼畏之”，“画虎于门，么不敢入。”关于这种说法较早记载在《月令广义·正月令》上：“黄帝之时，神荼郁垒兄弟二人性能执鬼于桃树下。令人画其像于桃板，列于门户，书其名于下。”

到了汉代，春节挂新桃木人形成风俗，县官们常在除夕之夜，在内门旁用草绳悬挂桃木雕人，门上画上老虎，以抵御所谓的凶鬼。后来桃木人慢慢发展到在纸上画像，也就成了门神画。到了宋代，雕版门神画在北宋首都的汴京出现。

另一种说法来自于《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上所记载：唐太宗李世民建立唐朝搬人新宫殿时，半夜三更常听到卧室外面有扔砖头瓦片的声音，后来还听见有厉鬼哭喊嚎叫。唐太宗于是请了很多和尚和法师来为他布法场，烧香念经降服冤魂。可是一点用都没有，宫门外的鬼祟越闹越烈，弄得他寝食不安。一次上朝时，他把这件事告诉给大臣们。大将秦琼奏道：“臣生平杀个人就像切块瓜，收尸体像聚蚂蚁，还会怕鬼魅吗?我愿和尉迟恭全副武装站在宫门外把守，把那些鬼魂赶走!”李世民同意了。这天夜里秦叔宝、尉迟恭手拿玉斧，腰系钢鞭、弓箭，把守在唐太宗的卧室外，果然一个晚上都没有听见任何声音。后来唐太宗为了免除他们二人每晚守夜的辛劳，便请来画师画了他们二人的全身像，悬贴左右宫门上，那些冤鬼作祟的事从此都消失了。这件事传到民间后，人们纷纷沿袭了这个办法，把二位将军的画像也当了门神，在《西游记》中有记载：“他们本是英雄豪杰旧勋臣，只落得千年称门尉，万古作门神。”他们也是民间流传得最广泛的。二个门神的神像样式也有很多，有坐的，有立的；有徒步的，有骑马的；有执金瓜的，有舞鞭的。后来，还有其他的武将的画像都被人们画成了武门神，如赵云、马超、薛仁贵、孟良、焦赞、杨延昭、穆桂英、岳飞等等数十种。也出现了文官演化出的文门神，大多穿一品朝服，或抱象牙笏板，或拿蝙蝠、马、宝瓶、鞍等吉祥器物。

门神的来历是什么至今仍然是个谜，但门神从其诞生之日起两千多年来，就傲立于千家万户的大门之上，抖尽了威风，至今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