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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而悲壮的人生（第2页）

路遥闷闷地说：“我在为自己戴孝。”然后，他反过来安慰受了惊吓的干姐姐说：“放心，生活不会打倒我，除非心脏停止跳动。”

青年时期面临生存和政治危机的路遥，因为被剥夺了政治上的机遇，在遭受人生重大打击之后，路遥选定了文学。

经历了“文革”的路遥，政治敏锐性日益增强，政治思想也迅速成长，他是“**”后期最早觉醒、关心国家命运的一代青年人之一。

从王卫国到路遥

——笔名的诞生

平心说，路遥对这场“革命”是热衷的。不为别的，就是为有口饭吃。路遥对我讲起这段历史时，曾是泪流满面。后来他开始写文章，并把自己的名字王卫国改成了路遥。当他写完《惊心动魄的一幕》和《在困难的日子里》这两个中篇小说后，他说他终于写出了自己埋得很深的一段心灵历程。

——王天乐（作者注：路遥弟弟）《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

经历了社会人生动**与打击的路遥，此时，已经不再是当年奋力刚走出郭家沟时的懵懂小子。虽然又重新回到了郭家沟，但是，已经在另一个广阔的世界闯**过的路遥知道，他无论如何都不能在这个小山沟里就此打发自己的一生。

平时话语不多的路遥，一般不爱与人交流，但是他喜欢和北京知青交往。在与延川插队的优秀北京知青陶正、张五爱、孙立哲等清华附中的学生交往过程中，路遥获益匪浅。北京知青突然间拓宽了他的思维空间，为路遥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大门。

后来成为作家的路遥，在病榻上回忆与北京知青，尤其是回忆与陶正交往的经历时，很认真地说，陶正是他导师式的启蒙者，也是他文学创作的启蒙者。正是因为陶正，让返乡知青的“王卫国”

知道了，世界上还有一项营生叫写作。陶正的学问，陶正的思考，陶正的所作所为，在路遥看来，既新鲜又神圣。陶正最热心专注的是研究和思考国际政治，这对一个土生土长的陕北山沟沟农村青年路遥来说，有着无法抵挡的**力。

做了民办教师的路遥，开始意识到，或许从文学创作上能走出一条路来。通过个人奋斗和努力，从而改变生存环境，改变个人命运，依靠文学创作，架设一条横跨城乡之间、工农之间深壑的悬索。

在路遥很痛苦也很果断地结束了一场刻骨铭心的初恋之后，当时，只有19岁的北京知青林达，出现在路遥面前。路遥立即将这个清瘦、白净、文质彬彬又待人和气的女孩子印在了心里。

当时的路遥对北京女知青的倾心，不仅仅是在意她们的外表和性格，更多的则是被她们的学识、心胸和视野吸引。这些因素一旦产生了爱情，则又交织了感情的成分。

在北京知青中，林达参加工作算比较早的。她先是插队在延川县关庄公社前卢沟村，后来担任了关庄公社妇女干事，再后来，林达调到延川县革委会通讯组，成为宣传干事。

毋庸置疑，北京知青林达是在路遥的人生最为苦闷的阶段，走到路遥身边的。在路遥因“文革”而中断了学业，投入了巨大热情的政治运动又抛弃了他，倾注满腔热情热爱的初恋——北京女知青离他而去，工作无着，前途未卜，失意与苦恼煎熬着他的时候，林达的爱情，恢复了路遥的自信，为他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1970年春天，署名“路遥”的短诗《车过南京桥》，在《延川文化》发表，这首诗很快被《延安报》和省群艺馆的《群众艺术》选载。

这就是路遥的处女作。“路遥”这个名字也就从此诞生了（后来，他告诉我，原先那个署名“缨依红”，是他初恋失败后的一点心绪）。

时隔不久，路遥突然到我们（延川县革命委员会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来上班。职务——创作员；身份——民工；月薪——十八元。

——闻频《雨雪纷飞话路遥》

路遥写在墙报上的诗——《我老汉走着就想跑》由时任延川县革委会通讯组副组长的诗人曹谷溪推荐，在1971年8月13日《延安通讯》上发表，诗作《塞上柳》之后在1971年9月28日的《延安通讯》刊发。

1972年5月，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由曹谷溪主编的诗集《延安山花》出版，发行量达十万册。其中收入路遥创作的诗歌有：《进了刘家峡》《电焊工》《塞上柳》等六首，以及与谷溪合作的《当年“八路”延安来》和《灯》两首。

1972年8月2日，《陕西日报》刊登了延安地区革命委员文教局、陕西省工农兵艺术馆联合调查组的调查报告《〈山花〉是怎样开放的？——诗集〈延安山花〉诞生记》。调查报告这样表彰路遥：城关公社刘家圪崂大队的创作员路遥同志，一年中创作诗歌五十余首，其中六首在报刊发表。

1972年9月1日，由延川县工农兵文艺创作组创办的一份小型文艺报纸——《山花》诞生了，这是“文革”后期西北地区第一份文学报。“延川县工农兵文艺创作组”没有编制，由谷溪、白军民、陶正、闻频、路遥等人共同编辑。路遥的作品频繁出现在《山花》小报上。

路遥以一种与命运决战的姿态，以一种狂热痴迷的心态，投入到了文学创作之中，而文学创作的初步实践，也挖掘出了他生命深处的巨大潜能，他的才华日渐显露，成就日渐突出。

六年的文学期刊《延河》编辑

我的生活经历中最重要的一段就是从农村到城市的这样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种种情态，在我的身上和心上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因此也明显地影响了我的创作活动。

——路遥《路遥自传》

对于一个农村青年来说，从农村到城市，就是一条苦苦追寻和艰难拼搏的漫长之路，而且大多数人未必能到达目的地。这也是好几位陕西作家艰苦卓绝的奋斗之路，即使是距离西安城很近的灞桥区白鹿原下的陈忠实，也曾为获得城市户口走过一段不短的岁月。

评论家李星很准确地称这些作家为“农裔城籍”作家。

路遥第一次站在古都西安，是在1974年的冬天。那年，他因为在刚刚恢复创刊的《陕西文艺》（即曾经的《延河》文学月刊，“文革”期间停刊）发表了小说处女作《优胜红旗》，正值路遥放寒假期间，他被编辑部作为有潜力的青年作者，安排在编辑部做实习编辑，当时的省作协被安置在西安东木头市172号办公。那是一段对于路遥来说，十分难得十分珍贵的日子。不仅因为近距离与敬仰的文学前辈接触，得到了文学氛围的熏陶，还因为在那样一个特殊岁月，看到和感受到文学前辈如何顶着种种风险和压力，为文学的复兴和陕西青年作家的成长倾洒心血与汗水。那也是见证文学从“文革”

的灾难中从复苏到取得发展的一段重要历史，见证在黑云压城的处境下前辈老师的正义、坚韧和智慧，目睹他们的奉献、敬业和辛劳，熟知他们的快乐、幸福和烦恼。

1976年，路遥大学毕业。经过多方努力，路遥终于从延安走进了西安，正式成为陕西省作协《延河》编辑部一名小说编辑。这个已经站在人生重要转折点的农村青年，文学创作崭新的一页也正式展开了，这一页和他从农村走向城市同步进行着。

在那个文学饥荒的年代，路遥在省作协的作家和优秀的编辑那里，听到了许多陌生的作家和作品的名字。在文学创作方面，甚至在非文学领域，这些作家和资深编辑，以他们的文学修养和丰富的知识，给予了路遥无私的指教，不仅激活了路遥的文学细胞，也在潜移默化地滋养和丰厚着路遥的内心世界。

20世纪70年代末，陕西省作协回到“文革”前的办公地点“高桂滋公馆”，行政机关在前院办公，《延河》编辑部在三个四合院的最后一个小四合院办公。这里像东木头市172号的小跨院一样，青砖铺地，别有一番清幽古朴的感觉。

路遥被编辑部安排到小说组看初稿。小说组的一间办公室里，为他支了一张床，成为他的办公室兼宿舍。本来生活就一向凑合，单位又没有食堂，所以单身的路遥常常用5分钱的咸菜和用取暖的炉子烤的馒头，就能吃几顿。每天夜晚，当整个大院的灯光熄灭的时候，小说组的办公室里，依然亮着一盏孤灯，灯下是独坐的路遥，在烟雾缭绕中，看书、写作、思考。他常常因前一晚熬夜，第二天早晨延误上班。

1978年，路遥与林达结婚之后，编辑部向省作协申请，为路遥争取了一间只有10平方米的宿舍，在小院犄角旮旯的位置。在路遥住进之前，陕西省作家协会第一任主席柯仲平曾经住过此间陋室。

冬天里一个干冷干冷夜晚，在这间小房子，路遥开夜车时间太久，睡得很晚，也睡得很沉，取暖的蜂窝煤炉子烟囱堵塞也不知道，满房子弥漫了煤气味儿。天快亮时，路遥感觉头晕，想爬起来，却浑身无力地跌落床下，费力爬到门口，既叫不出声喊人，也站立不起来打开门。好在旧门板的缝隙漏风，又刚巧那天召开编前会，喊他来参会的同事发现不妙砸破窗户玻璃，救下了路遥的性命。

从做《陕西文艺》实习编辑到《延河》小说组正式编辑，路遥在编辑与写作的双重实践中，与陕西文艺创作研究室同行和早就享誉中国文坛的著名作家柳青、胡采、杜鹏程、李若冰、王汶石、李小巴等人有机会接触，甚至得到他们的直接关怀和指导，还有与资深编辑贺抒玉、董得理、张文彬、王愚、李星等交往交流，路遥对文学的理解无疑是潜移默化而且更加深入了，文学的视野更加开阔了，写作能力也逐渐增强，自信心更足了。

文学期刊编辑的经历，成为路遥驰骋中国文坛的重要基础和准备。有了这一段经历，在基本凭实力和经历积累的文坛生态中，路遥发展的地位和后来起步的平台显然是大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