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下旬的大学城像一座被按了静音的城市。
操场上没有人。
食堂里打饭的队伍保持着一米的距离。
口罩遮住了多半张脸,你只能看到眼睛,每一双眼睛都带着一种相同的、警觉的光。
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从早到晚,那个味道一直在,渗进衣服里、头发里、皮肤里。
你走到哪儿都闻得到。
我坐在宿舍里。
电脑开着,网页上一个接一个的黑色数字在跳动:新增确诊、新增疑似、死亡人数。
主机风扇嗡嗡地转,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宿舍里一直响,像一只苍蝇在你耳边飞,你赶不走它。
杨刚躺在床上听歌,耳机线从耳朵里垂下来,正在打瞌睡。
上铺那位在看黄片,屏幕背对着我,声音关掉了。
只有画面在一明一暗地闪烁,蓝白色的光照在天花板上,一闪一闪的。
我关掉网页。拿起手机。
妈的号码。拨打。
嘟,嘟,嘟,嘟,嘟。
自动挂断。
再打。
关机。
我靠在椅背上。椅子往后翘了一下,差点翻了。我稳住,坐直,又按了一遍。
关机。
“打不通?”杨刚在床上翻了个身,耳机掉下来一个。
“关机。”
“可能开会。”杨刚说,”说不定在开会,手机调静音了。”
“……可能吧。”
我又拨了一遍。
还是关机。
我把手机放在桌上。
屏幕亮着,通话记录里一长串红色的未接标记。
我盯着那串红色看了一会儿,然后把手机翻过来,屏幕朝下,扣在桌上。
上铺那位翻了个身,床板吱了一声。他的电脑屏幕还在闪,画面一明一暗的。杨刚把耳机重新塞进耳朵,闭上了眼睛。
宿舍里安静下来。
只有电脑主机的嗡嗡声,和窗外偶尔传来的鸟叫。
有一只鸟在窗台上跳了两下,啄了啄玻璃,然后飞走了。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光柱里有浮尘在慢慢飘,一粒一粒的,你盯着它们看,它们也不急,就那样上上下下的。
窗户外面传来救护车的声音,远远的,像是从城市另一个角落传过来的。
持续了大约十几秒。